【歷史研究】公道民本：融通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的本體基礎（九）

作者：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吳文新

來源：昆侖策研究院

【摘要】

天人合一觀是一種由內而外、從人到物的同心圓式整體觀，從邏輯上內蘊著公道民本的社會歷史整體觀，強調了“公”與“民”對於國家社會特別是文化發展的深層根基和價值依據。“公道民本”在中華文化發展史上一脈綿延，成為中華民族理想社會的靈魂而一以貫之，不僅在先秦到隋唐諸子百家中處處可見，更在宋代以降的中華氣學、理學、心學、實學等學派思潮中愈益凸顯。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源中，實踐第一、世界整體性、真理與價值相統一、人民創造歷史及人的自由發展等基本原理，都與中華文化的知行合一、天人合一、求真至善、民為邦本、人皆堯舜等基本精神相契相通。如此，“公道民本”作為一種凸顯人民性的社會歷史價值觀，構成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相遇、結合之後通過複雜的交會而實現融合、貫通及至新生的本體基礎，成為中華文明新形態和馬克思主義新形態的本體基礎。

（續上期）

二、公道民本的中華文化資源和理論表現

（四）中華實學的“公道民本”體現①

“實學”，從狹義而言，就是宋明時期不同于理學、氣學和心學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儒家學派：從廣義而言，在修養實踐的心性歷練方面，此三者亦可稱為理學實學（實理實學）、氣學實學（實氣實學）、心學實學（心性實學或實性實學）等，包括懸壺濟世的醫學、伸張正義的武學，亦可稱為醫療實學、武術實學等。

這裡所言是狹義的實學。實學的本質是實事求是、求真務實，踏實踐行、力求實功實效實績實用，經世致用、博施濟眾，而力避空談清談、坐而論道。但作為儒家體系之一派，無疑是在堅持其積極入世、奮鬥進取、仁民愛物、內聖外王原則理念的前提下推進實學的；作為“實體達用”之學 ，“實體”者，落實“公”之體；“達用”者，達成“民”之用。

比如陳亮在跟朱熹的義利之辨中，提出義利並不絕然對立，關鍵看“利”是毫無節制的一己私利，還是賜福眾生的“生民之利”（《答朱元晦秘書（又乙巳秋書）》），故應做到“義利雙行”。顯然此“利”實為造福人民大眾的“公利”“公益”，“公道民本”思想其實也貫穿了實學發展的始終。葉適一反儒家“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”的傳統，認為道德不能脫離功利，有道德的人謀利而利於人，有功而不居其功，從而主張“正誼謀利”和“明道計功”兩不偏廢。

毫無疑問，這裡的利、功均為福惠他人、利益大眾的大利、大功，依此為政理財，都要真正用心於天下，用心于仁義，使財貨暢通，國強民富，因此而反對“取諸民而供上用”（《水心別集•財計上》），反對統治階級放縱私欲、貪婪奢靡而搜刮民脂民膏、揮霍浪費。

如果把李贄、黃宗羲、方以智、戴震、顏元等人的思想也納入實學範疇，便屬於“啟蒙實學”，他們在反對封建專制及僵化禮教的過程中，並沒有放棄儒家及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元氣論、天人整體論和民本思想，依然貫穿了“公道民本”的意涵。

比如李贄在其初步的個人主義思想基礎上，探討了“聖凡平等”和男女平等問題，認為“聖人知天下之人之身，即吾一人之身，人亦我也；知吾之身，即天下之人之身，我亦人也。是上自天子，下至庶人，通為一身矣。”（《道古錄上》）黃宗羲提出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，既有儒家“大同之世”的傳承，也有近代啟蒙的創新之義。

他指出封建專制制度是“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”（《明夷待訪錄•原君》），據此提出完全相反的代替“一人一姓”之“大私”的代表“兆人萬姓”的“天下大公”之理想社會，這個社會的目的在於“萬民之憂樂”，而非“一姓之興亡”，並且具有公共性質的政治權力必須保護萬民的私利，主張把學校變成萬民議政參政、管理公共事務的機關等等。

（未完待續 歡迎關注下一期內容：二、公道民本的中華文化資源和理論表現（四）中華實學的“公道民本”體現② ）

編   輯 ｜李沁

新媒體 ｜東方曉雲

審   校 ｜明